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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交通部長葉匡時表示,如果是低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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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信的社會,很難推動大型BOT案,因為只要有爭議,就算雙方因合夥關係願意坐下來解決爭議,這時候政治風險就會出現。

大巨蛋BOT案陷入進退兩難的僵局,昨(15)日一場研討會上與會學者專家認為,低度互信的社會很難推動大型BOT案;而公部門若要發動契約終止權必須相當慎重,因為付出代價將會非常大。

工商時報【方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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╱台北報導】

承業法律事務所律師馬惠美指出,促參案件面臨重大爭議時,如果協商能解決一定是最佳方式;其次手段為合意終止,但大部分發生在不可歸責雙方當事人的情形,雙方才有可能善了。從以往的促參經驗來看,如果甲乙雙方都想尋求100%的贏,不願有任何減損,想在協商或合意終止上達成,基本上是緣木求魚,完全不可能做到。

他認為,近50年來不只BOT案,所有重大政策都有高度政治風險,環評、文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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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、古蹟原是專業判斷,現在變成政治風險,政治人物一定考量個人的政治風險,與廠商面對的風險完全不同,為降低個人政治風險,廠商就須承擔更大風險,這是目前BOT遇到最大的困難。

台灣工程法學會昨日邀請多位專家學者舉行「如何公平推動促參案件」研討會,中央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教授謝定亞表示,台灣公共建設已到「成長上限」的格局,公共建設發展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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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中也帶動逆成長(反對成長因子),目前反建設力度已經出來,這是很不好的現象。他認為,一定要避免BOT等於弊案的刻板推論,如果BOT都是弊案,那不如就廢掉;他強調,建立「共同願景」的公共建設應視為國安問題。

馬惠美表示,公部門要發動終止權要慎思,政府損害賠償風險、廠商可能會提出的行政、民事訴訟救濟手段;終止後是有償還是無償移轉?若是有償移轉政府預算如何編列?如何籌措財源?

若廠商對政府主張無法接受時,當然不可能配合移轉,地上權如何拿回?若拿不回來,現行實務必須透過司法訴訟手段。馬惠美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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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,促參案件生命周期應可允許契約做調整,但如何才不會有圖利廠商之嫌?如何才是公平合理,這是現在面臨到最困難的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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